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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种粮“三创新”

浙江种粮“三创新”

农民日报·中国农网记者 朱海洋


 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。悠悠万事,吃饭为大,中国人的饭碗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中,粮食安全作为“国之大者”,这根弦绷得越来越紧。然而,对于地处沿海发达地区的浙江而言,种粮并非易事。

  七山一水两分田,浙江本身山多地少,土地高度碎片化,加之稻谷种植成本刚性增长,比较效益愈发走低。粮地之争、粮经之争,如何破解?这不仅是道政治题,更是一道民生题,既要扎紧“米袋子”,又需拎稳“菜篮子”,还得鼓起“钱袋子”。

  前不久,秋收时节,记者行走之江大地,惊喜发现,通过制度创新、技术创新和组织创新,浙江种粮渐入佳境。今年,浙江夏粮和油菜的播种面积、亩产、总产实现“三增”。其中,夏粮播种面积275.4万亩,较上年增26.1万亩,增幅达10.5%,占全国总增长量近19%。



  制度创新,一地多得


  10月中旬过后,秋毛豆开始上市。经过流水线的“梳妆打扮”,新鲜摘下的豆荚颜值大增,颗颗饱满、干净鲜亮。如今,产品不仅在上海站稳脚跟,还销往全国20多个省份,这让涵萱家庭农场的老板李正泉底气十足。

  李正泉的农场位于龙游县塔石镇勤裕村,其老本行是种粮,因为粮食效益低,前几年开始尝试稻豆轮作。一季毛豆每亩有1000元纯收入,不少农户自发跟种,面积迅速扩大,为此,李正泉每年带儿子得花一个多月专门跑市场。

  “有了这两条生产线,再配套保鲜库和冷藏库,大公司愿意收,心里就有底。”眼下,李正泉自己种了1800亩的稻豆轮作,还间接带动了全县300户农户,总面积达到1.5万亩。“现在,我们再创新,利用毛豆收完后的冬闲田种油菜,推广‘稻-豆-油’新三熟模式,效益更好。”

  李正泉算了笔账,采用基质育秧、机插栽培、绿色防控等技术,早稻亩产可过千斤,毛豆鲜荚亩产将近1500斤,再加上一季油菜,三者相加,亩均产值可达7170元,比传统双季稻模式多出一倍多,关键水旱轮作,还有利于改良土壤、减少病虫害。

  秋收冬种时节,浙江晚稻由南至北陆续开镰,一手抓节流,减少地头损耗,另一手开源,充分挖掘冬闲田,稳定小麦生产,扩大油菜种植,统筹种好蔬菜。今年,全省冬种意向面积达980万亩,较上一年度增长约20万亩。

  在桐乡市联丰村,“宏望农业”老总范仉正忙着在秋收后的稻田里种伊乐藻,这对后续养殖小龙虾很关键。这里采取稻虾轮作,不开挖环沟,不破坏耕作层,只需适当加固加高田埂,充分利用水稻收获后到翌年6月上旬这段空茬期养虾,就能增加近2000元净利润。因为效益好,短短时间,截至去年底,全省就推广了近20万亩。

  除了稻豆与稻虾轮作,此类创新还有不少,如稻蛙、稻鸭、稻鳖等,以及早稻与西蓝花、鲜食玉米等。尤其是稻渔综合种养,由于化肥、农药用得少,甚至有些基本不用,经营主体们大多选择优质水稻品种来提高身价,主攻中高端市场。去年,浙江“好稻米”评选中,“稻渔模式”所获金奖占总数的半壁江山。

  “通过种植制度的创新,既能提高复种指数,挖掘耕地潜力,腾出更多发展空间,又能增加收入、改善土壤,符合绿色发展的主基调。”浙江省农业农村厅粮油首席专家王月星告诉记者,去年,全省新型农作制度面积超过了402万亩。



  技术创新,科技赋能


  “943.3公斤!”11月3日下午,江山市峰田家庭农场的地头传来欢呼声,这里进行的正是高产竞赛中单季晚稻“甬优7860”的百亩方测产。农场主陈彦福当场揭秘:“这块田首年种就如此高产,就在于技术创新,用了600公斤鸡粪,还有15公斤钾肥。”

  江山市农技推广中心主任胡依君告诉记者,近年来,市里扩大高产竞赛的参赛范围,鼓励引进优新品种,提高奖励标准,目的就是为了激发种粮主体积极性,推广好品种、好技术。今年,全市12个早稻高产示范片,平均亩产达615.2公斤,高产增产十分显著。

  据介绍,农业农村部绿色高质高效行动项目实施以来,浙江每年再配套3000万元资金用于高产创建,有效地撬动了地方积极性,这让很多实施县不约而同将目光聚焦技术创新。在临海市永丰斯敏家庭农场,农场主郭斯敏对钵苗栽插设备赞赏有加:“双季稻靠抢时,其最大优势在于大龄秧苗无损移栽,能明显提高连作晚稻亩产,一亩增收近百元。”

  钵苗机插就是2017年时,温岭市以实施绿色高质高效行动项目率先引进试验示范的。截至去年底,温岭已有20台钵苗插秧机,日插秧能力达600亩,接下来还准备购置37台。验证确实对抢时大有裨益,包括临海在内的多个地方快速跟进。

  浙江劳动力成本高,如何节本增效成为关键所在。对此,浙江倡导综合施策,不仅关注好品种,更聚焦关键环节的机械化、智能化,以实现“一绿三高”,即绿色发展,高产、高质和高效,而这些都离不开科技赋能。比如重点推广的叠盘出苗、机械化种植与深施肥及除草同步等技术,所节出的成本、增加的产量,就是直接效益。

  此外,浙江还充分利用数字化改革成果,通过社会化服务覆盖更多生产主体。余杭区就借助空天地一体化水稻遥感技术,为精准施肥用药提供科学依据;在嵊州市崇仁镇,当地种粮大户用手机可在家监测稻田的“健康”状况;另外如种粮补贴发放,浙江省农业农村厅专门开发了“惠农政策直通车”数字化应用,让大户一键“云上办”,种田变得更轻松。



  组织创新,抱团扛旗


  “若不是九村抱团,这个数字化大米加工厂项目很难落地,我们也不敢投资。如今集中采收后,再也不用往外拉,单日大米加工能力就有150吨。”收割、进仓、烘干、加工、包装,所有环节有条不紊,桐乡市石门镇春丽桥村党总支书记张卫兴早熟稔于心。

  早在2007年,春丽桥村就组建起兴农粮油农机专业合作社,开启了村集体种粮之路。在张卫兴看来,种粮效益虽不高,但市场风险小,具备规模效应后,对村集体经济而言,其实是笔可观的经营性收入,既能促进基层党建,又能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底线,还能为周边农户提供社会化服务,可谓一举多得。

  近两年,在浙江,除了像石门这样由村村抱团组建粮油公司,还有社社抱团型、龙头企业带动型等多种组织形式,种粮规模均在万亩以上,牢牢扛稳了种粮大旗。乐清金穗水稻专业合作社联合社就是13个种粮合作社抱团而来,形成生产、销售、信用“三位一体”合作;星光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则作为龙头企业,采取“1中心+万亩田+N高素质农民大户”模式。

  值得一提的是,有了这些更高层级的组织形式后,生产经营机制的创新随之跟进,主要就体现在引导粮农从卖谷子到卖大米、打品牌,效益提升更显著。2020年,浙江把“规模化粮食生产经营者自产稻谷加工用地”纳入种植类附属配套设施用地范畴,并结合农业农村部绿色高质高效行动的实施,加大项目扶持力度,培育壮大优质稻米产加销一体化经营主体队伍。

  杭州市余杭区的变化就十分典型。自从有了加工中心,杭州良加米业的老板姚初良便把“服役”多年的旧机器抛之一旁,他种了3000多亩水稻,如今不光自己用,还面向周边农户提供稻米烘干、加工等社会化服务。盘点近两年的变化,他归结为“两高”:优质稻比例越来越高,卖米比例越来越高。

  数据显示,2021年,浙江782个优质稻米产加销一体化主体,总共种植了近75万亩水稻,占全省晚稻种植面积的9.3%,但年销售稻米超过32万吨,占全省稻米总产量的10.7%,仅此一项,便可亩均增效446元。

  在王月星看来,无论是村集体种粮,还是社社抱团,或者产加销一体化发展,都是经济社会发展新阶段的一种组织创新,通过产业链延伸、附加值提升,来倒推粮食规模化种植,既提高了种粮效益和积极性,又能确保守好“饭碗田”,关键是为优质稻打品牌奠定了扎实基础,尤为适合经济发达地区的“稳粮之道”。